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魁省省长Francois Legault指出，魁省医院现正处于“真正危急”的状态。目前全省医院中的1400名新冠患者，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昨日魁省报告新冠死亡新增51人。Legault遗憾地说：死亡人数很多……魁省卫生部副部长助理Lucie Opatrny表示，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大蒙地区住院人数翻了一番，从472人增加到1,071人。目前省内大多数医院都处于“最大负荷水平”。如果趋势持续，许多患者将面临严重后果。Opatrny说：“魁省医院已经取消了很多非新冠疫情的医疗救治。大流行已将14万魁北克人的手术推迟到未知日期，包括肾脏手术和结肠镜检查。这一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总有一天，我们可能必须做出比现在更加艰难的抉择。”“为缓解非常紧张的医疗资源，医护人员正在进行模拟训练——决定哪些病人能够得到救治……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最有效的救治，医护人员最终可能不得不在病人之间做出选择。”“几个月前我们还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现在看来似乎已很难避免。”Opatrny说，相关细则正在制定之中。姑且放下“新冠患者”与“手术患者”之间的病床之争。早在今年3月中旬，加拿大医疗伦理专家便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一台呼吸机，两个新冠病人。一个12岁，一个74岁。两人都呼吸困难，不上呼吸机就会死……先救谁？如果这个决定还不算最难抉择的，那就再加上一条---74岁的老人是感染科医生、疫苗开发专家……先救谁？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加拿大医疗伦理学家Timothy Christie。虽然当时加拿大的大流行刚刚开始，状况远不如今日般紧迫。但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被称为一个“极具时间紧迫感、极其敏感、且必须回答的”问题。一旦新冠患者压垮医疗系统，那么加拿大医疗伦理委员会便必须拿出这道题的答案，并使之成为医生们日后作出类似生死决择的指导方针。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当时也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减少这场大流行的影响，令其不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什么是“最坏的情况”？对当时的医疗系统而言就一句话，“呼吸机不够使！”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者Kerry Bowman指出，“一旦加拿大出现这种局面，医生的面前就将仅剩两个问题，救这个人？还是救那个人？”
“按照惯常标准，在全面考虑了‘患者的年龄、基础健康状况，甚至是有无家人会帮其恢复等诸多因素’之后，‘谁进ICU，谁用插管，谁上呼吸机’，最终会由医生个人决定。”“但对于医生而言，这是绝对的道德拷问。无论从业多久，他们那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都是极其巨大的——因为事到临头，即便再难解释，所有人也都有权利知道，医生为什么要作出那样的选择。”2003年SARS暴发后，安省医生及伦理学者组成的工作组曾提交一份报告，用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病毒大流行。在那次疫情中，多伦多有400多人被感染，全加拿大有44人死亡。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患者而言，‘信任’非常非常重要。‘信任’是医疗保健系统的基石。而对于医疗系统，则应该重视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关怀与同情。”那份报告的结论是：“好的伦理准则没有黑与白、对与错，只有平衡。加拿大医院和医疗系统所要做出的选择，就是要让最多的人得到最佳的结果。”2020年3月23日，10位医生在《新英格兰期刊》中写道：“谁生、谁死是个艰难的选择，但对大流行而言，是必要的应对。”“在某些情况下，拔除一个人的呼吸机转给另一个预后可能更好的人，这将对临床医生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因此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在于其优先次序是否被确定，而是如何在道德上做到这一点并保持一贯性。”对于加拿大医疗伦理学家Timothy Christie提出的假设性生死场景，这10位医生给出的建议是：“为一线医护人员，和那些提供关键基础设施以保持医院运转的人员，优先提供COVID-19测试、个人防护设备、ICU病床、呼吸机和疫苗。理由：为应对大流行，这些人必不可少。”“如果患者情况不属于上一条，那么针对两名患者预后十分相近的情况，我们的建议是‘抽签决定’。理由：于此时仍坚持传统上所谓的‘先到先得’方式会对后期病危的患者不公平。”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者Kerry Bowman强调，“这些话题都是必不可少的讨论，尽管与公众讨论这件事会被称作‘耸人听闻’。”“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但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绝不能等到人们在被拔下呼吸机或者被拒绝戴上呼吸机时才开始这番对话。”一晃已是2021年，我们正在面临当时人们都不希望经历的那个场景。对于日趋紧张的医疗资源，争夺者是新冠重症患者也好，还是其他手术患者也罢，为保证大厦不会坍塌，全民不致沦丧，我们似乎只能在那块崇高洁净的人道主义白布上，划出一条丑陋的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