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日的新增确诊数据令人长吁一口气，自去年11月以来，魁省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0例以下。如果追溯起来，此结果或与魁省自去年圣诞节前采取的封禁及宵禁措施具有一定关联。然而，与新冠病毒的战争远未结束。海外度假者与1月8日学校重开后学生疫情真实情况，目前尚未显现出来。
重要的是，新增确诊数据仅代表了疫情的一个方面。日前有魁省媒体独家揭露了新冠ICU特护病房中的真实场景，可谓触目惊心。那些透露了内幕的医护人员有否违反职业道德，违反职场纪律甚至违反某些法律，目前不得而知。但魁省政府已于近日下达封口令……这使得这些内幕变得愈发令人好奇起来——
魁省乐高政府开始实施媒体与舆论管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段时间以来，见诸报端的一线报道越来越稀有了。在魁省政府宣布省内医院进入“重症优先级”选择状态后，所有的一线医护工作者都被直接下达了明确的禁言封口令。十几天前，La Presse《快报》记者“顶风”联系了10余位在大蒙特利尔地区各大医院新冠和重症监护区工作的医护人员。受访的重症医护人员叙述没有半点儿隐晦，场景描述令人触目惊心......记者告诉受访人，自己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下班后，能给我发条信息，告诉我当班时都发生了什么......他们当中有8位给了记者回应，在凌晨和深夜发来了语音留言或文字信息，袒露了这些天来的所见所思所感。“下班了。这两天来，我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护理同一位病人，他就要死了。”这是从业近30年的护士山姆（Sam）给记者发来的语音留言。他的声音里满是疲惫，还有环境噪音，这说明他还没有回家。“我们全力抢救他，穷尽所有手段来延续他的生命，我们已精疲力竭（Épuiséééééés）......”，山姆拖长了最后一个音节，犹如他正倚着楼梯扶手，想要换口气。“我们和病人的家属一起沉浸在悲痛中。家属仍希冀出现转机，而事实上已回天乏术，病人就在我们跟前咽了气......”女护士玛丽（Marie）说，：“这些天，我们病区接收了太多的新病人。一些志愿者，还有不少“新兵”被强制要求来新冠病区帮忙。这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他们仅接受了4天的集训，而通常这需要数周。”（笔者不禁想，进了重症监护室，也不稳妥啊，“新兵”护理靠谱吗？）支援火线的“新兵”，缺乏足够的必要培训。女护士吉妮特（Ginette）也有同感：“上面说的轻松，来帮我们完成一些简单任务，但现实是残酷的！进到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需要的就是重症监护。通常，上岗前的培训需要至少6周，还不包括专业学习和两至三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派些缺乏足够培训的护士过来，能帮一半的忙，就不错了。”时针已过零点，呼吸治疗师卡琳（Karine）给记者发来了信息：“今晚太忙了。前脚刚迈进医院，后脚就收治了3名需要氧疗的患者，都在等着插管。另有一名患者心脏骤停，我们进行了紧急复苏干预。他的家人请求我们别太使劲了......，我给他拔了管，也就是说，我撤除了呼吸机。”患者随即死亡。
接下来，卡琳又拼尽全力，去救治另一名新冠重症病人。“我得跟他说说话。一旦救不过来，给他拔了管，我会眼见着他立马断气。今晚就是这样的，太紧张！当班8个小时后，我在凌晨吃上了晚饭。没有浴室、没有水， N95口罩把脸勒得生疼，现实就是这样的。”女护士斯特凡妮（Stéphanie）正面临着持续的压力和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以前，下班后，我不会想工作上的事儿。可现在，我做不到。有几天，每天都有好几名患者死去，我们把他们装进尸袋。是的！是的！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一天三个、四个。下班开车回家那会儿，我自问，‘我还有人性吗？’因为，我在做那事儿的时候，感觉自己麻木的就像机械人。我自问，‘我还有人类情感吗？’因为我有太多的困惑和疑问......”女护士马汀（Martine）也说：“我从未装过这么多具尸体。” 玛丽：“昨天太艰难了。我负责的一名新冠病人需要很多、很多的护理，而家属一个劲儿地打电话来问消息。我所有的同事，我是说我所有的同事——护士、呼吸治疗师、社会工作者都跑来转告我说，病人的家属想要知道病人的情况，我快失去耐心了。还有更糟的，家属继续打来电话的同时，患者的妻子还找上门来......”马汀：“我们不一定有时间回电话，家属对此并不理解。有时，等回到家，我才想起来“该死，忘了回他们电话......”我知道不回电话，这让家属焦虑。有时，我还会遭到家属的攻击。我们既是医护，又是保安，我们必须告诉家属遵守相关规定。”山姆：“患者家属不能来探视，这令他们忐忑不安。但有时，这种恐惧和焦虑会伤及医护。家属对我们团队的攻击，甚至从言语上升为肢体......我们理解，家属也很难。”山姆给记者讲述了很多关于家属的事儿，包括在被告知坏消息时，家属表现出的悲哀和绝望。“他们不断地恳求我，再想想办法，再给治治。”玛丽：“有一名新冠患者即将去世，他妻子想来看他。临终探视是可以被破例安排的，但问题是，他妻子也在另一家医院接受住院治疗。于是，我们护士、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一起努力，把她连同治疗仪器一起移送到她丈夫床边。对我们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她来说，仍能和丈夫临终告别，这具有非凡的意义。”山姆：“隔离令人如此沉重。我们尽力而为，借助FaceTime和Zoom，让家属能和重症亲人说上话。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都上了呼吸器、插了管，即便不知道他们能否听见家人的呼唤，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仍能听见家人的声音，能心安些。”玛丽：“隔离加剧了家庭、患者的焦虑。我有一名病人，虽没感染新冠，却疑神疑鬼的。他独自一人，终日无事可做，一直在等待。他的家人也好害怕，时时打电话过来，有时还会直接过来。他们的焦虑附着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也倍感沉重......”呼吸治疗师丹尼尔：“工作影响到我的睡眠。即便下班回到家，我还惦念着患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会死去，这种想法占据着我的脑海，媒体又那么关切。在救治中，我们竭尽全力，却徒劳无功，回天无力。我们穷尽努力的同时，在等待患者家属作出理性抉择。”何为“理性抉择”？丹尼尔的回答：“我工作的那家医院，接收的患者大多来自不同的文化或宗教信仰。通常，即便希望渺茫，家属还是希望继续治疗，而犹太基督教家庭观念就不同。”吉妮特：“我刚结束绵延12个小时的长夜班。一上班，我就听说一位同事辞职了，这令我很感伤。第一波疫情期间，她志愿来到重症监护区工作，一把好手；而第二波疫情到来后，她是被强派过来的。如今，她向私营机构投送简历并找到了新工作。大流行和公卫系统拖垮了我们的支柱。”吉妮特：“同一名患者，血库给我们两次发送了错误的血液制品。实验室提供的化验结果也明显可疑。我们打电话过去......，才讲完，对方哐地一声就挂了。显然，各个部门都和重症监护区一样疲惫不堪。”山姆：“我下班了，我的病人刚去世了，一家人痛不欲生。他进重症很久了，起初情况挺稳定的，只是呼吸局促。短短24小时内，他的病情极速恶化，脏器一个接一个衰竭，直至死亡。”马汀：“我对心理医生说，面对这样的死亡，于我而言是发人深省、非同寻常的经历。”斯特凡妮：“每周三班，如今变成了每周四班、每周五班。大家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团队陷入困境，没法心安理得呆在家里。”山姆：“所有这一切当中，如果还有一个亮点，令人感到欣慰和积极的话，那就是我们透过战争的硝烟，看清了谁是我们的同事——能拯救我们的，是这种团队工作精神。我们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事间的工作友谊兴许就是士兵间的作战友谊。”上述报道中的每位护士、每个呼吸治疗师都要求记者隐去他们的真名。要知道，一旦显露真实身份，会让上级公卫部门（CISSS：健康和社会服务联合中心、CIUSSS：大学健康和社会服务联合中心）难堪，并会因为胆敢随意发声而遭受纪律处分。Nathalie译自2021年1月31日《快报》周末重点报道
